大宋到现在都一直在民间搞“铜禁”。

　　除了国家垄断铜矿的开采及冶炼外，也禁止民间用铜，甚至哪怕是拥有铜器。

　　大规模的铜器收缴在民间屡屡发生。

　　后来铸钱添加了铅和锡，又发展出了“铅禁”和“锡禁”，但都不如“铜禁”严厉。

　　早先时犯“铜禁”10斤乃至10斤以上者，都要受杖刑，并刺配到千里以外的牢城。

　　大宋南下之后为此规定的处罚措施增加了，“一两杖八十，一斤加一等，十五斤不刺面配邻州本城。”

　　为了彻底断绝私铸铜器，甚至有人提议把所有铜匠都拘捕到为官家铸钱的钱监。

　　这种方法太过极端了，都要类似于鞑靼强盗们的手段，因此遭到了许多官员的批评，后来在执行中，更改为只拘捕违禁的铜匠。

　　当流求岛开发了勿里洞岛上的锡矿之后，大宋不得不取消了“锡禁”……因为流求岛往大宋出口的锡料一天天增多，官府根本无法做到垄断。

　　这如同当年的官盐一样，当大量的海盐如潮水一般涌入大宋市场，就是想让你垄断，你也无法垄断。

　　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香料行业上，当大量的胡椒粉出现了后，大宋的市舶司根本买断不起。

　　实施“铜禁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民间私铸钱的泛滥，但其因为政策人为的干预而导致了民间“铜荒”，最终还是引发了那一次前文提到过的全国性的“钱荒”。

　　在国家垄断下，铜钱的钱面上的名义价值长期低于其币材所拥有的实际价值。

　　假如不存在巨大的价差，铜钱供不应求时，民间铜钱持有人就不会选择持币，而是会将之投入流通获利。

　　币值降低时，部分铜钱就会退出市场，被铸造为铜器，从而自发形成平衡。

　　在那时的政策下，被人为压低了的铜钱实际上在不断退出流通领域，在民间沉淀下来。

　　因为铜钱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支付手段，而是成为了可以保值的财富，如同积蓄金银，因此大宋的豪富人家纷纷窖藏铜钱。

　　前文说过，如果不是流求岛的出现，那些豪富人家窖藏的铜钱，要么便宜了鞑靼强盗，要么重新变成了铜矿。

　　所以说，海外有铜矿，而且是近到不足十天海程的海外大岛上有铜矿，那真是太吸引人了。

　　王德发岛主还声称，来多少家商人都欢迎，那铜矿可以够开采几百年了。

　　这还引起了大宋政府的有关部门的注意。

　　王德发岛主同样接受大宋的官家前来开采经营，双方完全可以正常合作，只要达到先前提出的要求就行。

　　当然，大宋政府内部由于官僚体系叠床架屋，他们要是做个决定那要等到猴年马月去了。

　　广州城内的商人反应则极快，他们凭借着地理上的优势，快速派出人员前往马尼拉城，马上与王德发岛主商谈，极快地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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